青年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心路历程”及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习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当今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大环境下，青年如何培养优秀品格、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显得格外重要。因此，青年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的青年时期，面对国家衰败民族危亡，毛泽东进行了艰辛探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纵观其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杨昌济、陈独秀、李大钊和蔡和森等良师益友的思想碰撞，以及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广泛传播这一时代背景的影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在于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其中广泛的阅读、树立远大志向以及进行实践锻炼等主观因素，对这一过程具有一般的决定性意义。

一、崇仰康梁的改良的民主主义

从1902年春到1910年秋，经过断断续续的六年私塾教育，毛泽东学习了以儒学为核心的正统思想，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杂学内容，这些都为其之后的思想发展转变积累了丰富的国学基础。

毛泽东的青年时期，除了深入学习了儒家思想外，还接触了早期改良主义、维新派和国外的知识。在1907至1908年的停学务农期间，毛泽东读了主张改良主义的《盛世危言》和《校邠庐抗议》，浓烈的爱国情怀使他急切地想要恢复学业。1909年，在与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交往中，了解了维新派的一些基本思想，当看到湖南粮荒饥民惨遭捕杀镇压以及《支那瓜分之命运》之后，社会麻木、国将不国，更加激发他的爱国主义情怀。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得到了极大拓展，接触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广泛涉猎中外历史、地理知识，对尧舜、秦始、汉武、拿破仑、林肯等人的伟绩心向往之。

同时，毛泽东从表兄文运昌处借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他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新民丛报》取《大学》中“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新民”之义，根本宗旨在于宣传君主立宪的主张。对于《新民丛报》，毛泽东反复阅读，砥志研思，直到能背诵，因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毛泽东晚年时曾回忆，他青少年时“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这时的毛泽东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认同梁启超主张的从“变化民质”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

二、崇拜孙中山的革命的民主主义

在1911年春至1913年春期间，毛泽东开始崇拜孙中山，寄希望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改变中国的命运。1911年春，毛泽东到长沙求学，眼界大开，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迅速打开。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首次读到了《民立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喉舌，它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孙中山及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刊发了同盟会有关纲领，报道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当他知晓黄花岗72烈士捐躯殉国，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思想受到巨大冲击，写文章发表政见，明确拥护和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救国举措。

当然，毛泽东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接触，不仅是通过《民立报》这一途径。湖南维新运动营造了浓厚的革命氛围，长沙城里到处都在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息和知识，聚会、演讲等在学校里非常流行，这些也构成了他接触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渠道。此时，全国上下反清情绪愈演愈烈，而清政府却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来维系其腐败统治。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爆发后，“继起者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湖南巡抚杨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毛泽东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的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衣卸着一丢，说，‘快习兵操，预备打仗’。”毛泽东回忆，当时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但为了表达对革命党的支持和对清政府的决裂，他倡议并带头剪掉辫子，义无反顾地加入这场保路运动中。同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首义，毛泽东迅速响应，加入湖南新军参加战斗，直至半年后宣统帝退位。

在历经退学参军、退伍求学后，毛泽东因不满学校课程安排，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对18至19世纪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系统学习，这对渴求知识的毛泽东产生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历经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民主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演变，皇朝变成共和，但现实依然严峻，他不得不探索新的出路。

三、热心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论

毛泽东考入湖南一师之后，专注于哲学、史地、文学等的学习。到1920年11月，毛泽东以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等思潮为重点，继续探寻救国之道。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就接触了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思想极其推崇。1918年下半年在一师毕业之际，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等新民学会会员，按照大同社会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在岳麓山进行实验，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尝试进行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互助生活。但这次实验因为组织勤工俭学活动而终止。

五四运动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新村主义被介绍到中国。1919年春，毛泽东虽忙于学生运动和创办报刊，但仍为“新村”建设制定了一个具体方案，发表了《学生之工作》一文。文章以新村主义为主，杂糅了康有为《大同书》、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工读主义、改良主义等，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尽管设计十分周密，但脱离社会实际，只是一种自洽的逻辑推理过程，“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尽管“新村”建设被驱张运动打断未能付诸实践，但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

产生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的主张，同毛泽东个人早期生活有很多相似性，因此，一经接触就有强烈的认同感，渴望进行实验。1920年初，毛泽东第二次到京，考察了“工读互助团”女子组，由于“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因此他认为女子组最终也许会以失败告终。1920年4月，毛泽东离京到沪，终于如愿开始实验“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工读互助生活，但很快便以失败告终，此时毛泽东仍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湖南共和国”的构想，本质上依然是“新村”实验的翻版，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多次实验的失败，加之自身理论的演进，促使他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反思，并重新审视其立场，也使得他更加关注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

四、推动民众大联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主义

随着知识的增加和认识视野的拓展，毛泽东在进入湖南一师之时就已经摆脱了少年时期曾经朦胧地主张过的君主立宪，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军阀统治的道路。虽然毛泽东的思想处于大杂烩的状态，但是他“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五四运动的主旨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正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思想主题和实践追求。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毛泽东迅速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联系，提出开展湖南爱国反帝运动的具体意见。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作为学联重要刊物，是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抨击封建礼教和宣传民主思想的主阵地。在创刊宣言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到了近世，中国社会“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要竖起反帝反封的旗子，实现国家独立和发展“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他还对比分析了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和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认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而辛亥革命不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他还深刻地认识到，各国人民要想求得彻底的解放，“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

张敬尧知晓形势严峻，遂加强新闻封锁和军事戒备，镇压民主爱国运动，“每天派人检查报纸，不许刊登有关爱国运动的消息；同时重申禁令，不准学生作一切爱国活动”，甚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禁锢、摧残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军阀的高压政策并不能抑制涌动的民意，“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8月中旬，张敬尧强行解散湖南学联，查封《湘江评论》。11月，毛泽东组织联络新闻界、教育界人士以及农会商会团体，发动长沙全城中等以上学校的罢教罢课和工农商活动的罢工罢市，号召全体湘民开展对张敬尧的口诛笔伐。12月，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前往北京，他们在北京先后进行了七次请愿活动，控诉张敬尧的罪恶。张敬尧声名狼藉，处于四面楚歌之中，1920年6月11日，被谭延闿的湘军赶出长沙。

驱张运动的最终胜利，是张敬尧迫于谭延闿武力威胁离湘，残酷的现实使毛泽东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只能说是一个推动民众大联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五、坚定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1918年到达北京后。在北大工作时，通过与李大钊面对面交流、聆听他演讲以及阅读他的文章，毛泽东对俄国情况和马列主义有了初步感知。当时，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这时“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之后还曾几度筹备建设“新村”的计划，并亲身实验了一个多月工读互助团生活，但由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不能普遍的见诸施行，以上实践均以失败告终。

1919年7月，《湘江评论》中指出，实现社会的变革必须进行民众的联合。这个主张表明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但联合起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上，不主张运用强权，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的结果，仍然是强权，他更加认同“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主张“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在《民众大联合》中，就将马克思的急进方法，同克鲁泡特金的缓进方法做了比较，认为暴力革命会引起社会大乱，更赞成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8月中旬，毛泽东依然主张发动民众“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以期通过罢课、罢工、罢市的“忠告运动”，实现社会变革。1919年底毛泽东二次赴京。在李大钊的熏陶下，他特别注意收集并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和著作。1920年3月，毛泽东在回信中肯定黎锦熙的诊病须从根本入手的观点，认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毛泽东虽然思想上开始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但对改造社会的方法依然有困惑，觉得“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希望通过对译本和报纸杂志的学习，得到明确的结果。可见，毛泽东对于俄式革命在理论上的科学性是认同的，但是在变革社会的方法上却不认同暴力革命的形式，这体现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而他领导发起的“呼声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效果，但驱张运动的最终胜利，是因为湘系军阀谭延闿的打击，让张敬尧力不从心、连连败退。驱张以后，接踵而至的是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继续为反对军阀统治而斗争。谭延闿“联省自治”、“湘人治湘”的主张，实质上依然是通过包办“制宪”巩固自己的权利。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毛泽东认为中国尚不能进行彻底革命，仍企图用请愿、制宪和选举的和平方法来建设湖南。他先后刊发十余篇文章，提出改造湖南的具体主张，认为“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1920年10月10日，毛泽东拟写《请愿书》，领导发起请愿活动。但《请愿书》所提各项要求均被拒绝，湖南自治运动最终不了了之。

1920年11月，毛泽东进一步反思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原因，他彻底明白，仅靠理论斗争不能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通过武器的革命即实践的斗争才能最终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11月底给向警予等人的回信中，表明自己通过几个月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彻底认清“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与“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的改良主义划清界限，彻底放弃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坚信“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认为大家“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这样便能树立起共同的价值信仰，成为共同的主义者。而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认为不必与反动势力争一日之长短，做好了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在毛泽东12月1日的回信中，对萧子升等的无政府（无强权）普鲁士式的温和革命不赞同，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进行暴力革命的方法，“表示深切的赞同”，觉得当前中国社会阴冷，人性麻木不仁，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确证其他非马克思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认同以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俄式道路。

1920年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日臻完善，成立临时中央局。11月，陈独秀写信告诉毛泽东筹备长沙建党的有关事宜。应陈独秀函约，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成员，创建长沙早期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实际行动坚定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六、对当代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启示

青年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中所表现的广泛阅读的良好习惯，以天下为已任的宏伟抱负，和“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的精神，为新时代青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供了思想启迪。

（一）广泛阅读增长才干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毛泽东“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辩，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可见，毛泽东博览群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方哲学和历史都有深入的研究。纵观青年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影响其思想转变的重要启示，则是喜爱读书，并通过广泛阅读增长才干，从中悟出人生的志向。

1910年秋，毛泽东在离开韶山之前，通过“六年孔夫子”教育，系统进行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学习了《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启蒙读物；但他不喜经书，尤爱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故事，先后读了《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爱国主义时事书籍，除了《盛世危言》，还有《校邠庐抗议》、《支那瓜分之命运》等，这些书籍使他“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并最终激起他恢复学业的强烈愿望。此外，青年毛泽东还学习了《春秋》、《左传》、《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书目，以及大量古诗词作品。

毛泽东离开韶山后，更是开启了读书明志生涯。在东山、湘乡驻省中学、一中、一师学习期间，他继续广泛阅读学习，“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广泛研读。”同时他还阅读了很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著作，包括《世界英杰传》、《物种起源》、《群学肆言》、《逻辑》、《伦理学原理》、杨昌济的《西方伦理学史》等。毛泽东还养成了读报的习惯，据他回忆，“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包括《新民丛报》、《湘汉新闻》、《民立报》、《新青年》和《甲寅》等各类报纸杂志。自此，青年毛泽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走上了真正的“读书破万卷”之路。

（二）远大志向的引领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面对苦难的中国，青年毛泽东有着自觉肩负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而以天下为己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抱负，必然使毛泽东趋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期间，读了《盛世危言》以及一些关于救亡图存的小册子，认识到救国救民是每一个人的天职时，就把自己的抱负建立在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事业上。1910年4月，长沙饥民暴动，清政府同英、美、法、日、德等帝国主义勾结血洗长沙城，暴动者的头颅“枭首示众”。这一残绝人寰的杀戮事件，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也滋生了他反抗的意识。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小学时曾抄录一首诗留给父亲，该诗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皙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后来，他从萧三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写了许多批语，面对国仇家难，更是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过了不久，毛泽东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叫“子任”的别名，矢志“以天下为己任”。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学习时，看到《民立报》上黄兴领导的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主张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并以参军打仗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辛亥革命。在一师学习期间，长沙战祸兵灾，“南北兴军，湘为斗场，省城波浪迭兴”，“危机万状”，“秩序之坏极矣”，人民深受其害，这更加深了毛泽东的社会责任感。他更加关注时局、关注社会，曾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

青年毛泽东始终践行理论精进和实践探索，在一师期间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开始树立起解放全人类、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并身体力行。当代青年更应该像毛泽东一样，不仅要立志，还要立大志、立长志。

（三）勇于实践取得真知

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近代中国思想界一味地鼓噪和凑热闹，只是空洞地说理，不能结合社会实际和人生实际讲话，表面上风风火火，而实际上却没有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必须“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青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学习—实践—总结—反思—转变’中完成的。”除了大量学习吸收各种理论外，他还“力求通过亲身实践来检验和判断它们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的需要，能否成为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南。”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并在课余和假期进行农村调研，主办工人夜校，从事学友会工作，组织新民学会，积极进行各种实践活动。从1919年5月开始，他对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实验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他认为有价值的各种思想理论，进行了亲身体验和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过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及深刻的理论反思，到1920年6月，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实践检视之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结构和总体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政治思想上基本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能不能作为救亡图存的行动指南，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此，从1920年7月开始，他开展了一系列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创办文化书社，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俄罗斯研究会，探索俄国式的革命道路；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建立共产党做人才准备；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通过这些活动，使爱国主义从情感层面上升到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有方向的、改造中国的现实运动。正是由于毛泽东在社会斗争中不断地否定“旧我”，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才使他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断得以升华、发展。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需要走出课堂，走出象牙塔，在贴近生活，了解国情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科学信仰。这就是历史经验，也是科学原则。”

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同青年毛泽东时期具有某些相似性的社会背景，他们都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多元文化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冲击。青年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对当代青年树立正确三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重要启示。当代青年应以青年毛泽东为榜样，学习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经历和经验，深切感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不断升华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认同，并以此指导自己的人生发展，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李素，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廖丹，中共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委党校助理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