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西藏公约十条》论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

1950年3月底，西南片区只剩下西藏还未解放，邓小平高瞻远瞩，从“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巩固国防”的高度强调西南片区少数民团结工作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意义。《十条公约》开宗明义，第一条即强调只有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才能实现民族解放，西藏各族人民才能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民族团结的基本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

     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制度性工作，不能只靠取消大汉族主义和地方狭隘民族主义就能一劳永逸地实现民族团结。因为“民族间团结以及互相间的信赖，　是要经过长期工作才能办得到的，　一两千年来的隔阂，　不能设想在一两年内就能完全解决”。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需要长期、可持续的制度保障。1981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新疆时指出，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确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邓小平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各族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不能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在西藏“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反对大汉族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成立联合政府。不这样做就是错误，就不能增强民族团结”。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团结问题是最复杂、最重大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隔阂很深。邓小平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为了实现一目标，邓小平主张在政治上，通过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在经济上，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通过组织贸易活动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在文化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通过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同时还认为，“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和平解放西藏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实践证明，这些主张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十条公约》第2条从基本制度保障提出“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第6条从文化教育发展提出“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主张；第7条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要求；第10条将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核心要义紧密结合，要求人民解放军尊重西藏各民族风俗习惯，买卖公平。总之《十条公约》从西藏历史与现实角度，立足于民族团结的基本制度保障，提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主张，兼顾了中央和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及西藏各方面的关系，为《十七条协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及其领导人，1965年9月9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1984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益作了系统规定，为西藏各族人民更好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与时俱进的修改，使其更符合新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将“使西藏快速发展起来”作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标，专门针对发展问题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纠正“文革”以来出现的各种“左”的偏差，让西藏各族群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首次提出“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战略思想，开创了重要关键历史节点中央专门对西藏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新的工作机制，体现了西藏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座谈会后，西藏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使西藏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与全国还有很大差距，一些地方仍被贫穷困扰。于是中央在1984年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总结了1980年以来的西藏工作，对西藏地理位置等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从西藏实际出发，进一步放宽经济政策让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北京、上海等9省市及有关部门为西藏援建近期迫切需要的43项工程项目，标志着全国性援藏工程的开始，掀起了中央和全国各省市援助建设西藏的新高潮，奏响了西藏高原现代经济建设的华彩乐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西藏实际，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开启了西藏社会全面进步、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满足、社会局势持续稳定、美丽西藏建设不断释放生态红利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充分彰显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重大优势。

（三）民族团结的物质保障：生产发展、人民富裕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求真务实是邓小平同志的精神品格，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抓建设，他都是“实”字当头。民族团结不会自然形成，只有各族群众感受到团结的好处后，才会用心创造团结，用情经营团结。邓小平一再强调，只有民族地区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起来了，民族团结才能巩固好。1980年，同十世班禅谈话时指出：“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

怎样使民族地区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邓小平认为，首先，要消除民族隔阂，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汉族要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针对西藏特殊性，开创了重要历史节点专门研究规划西藏的工作机制，至今已召开了7次座谈会。中央及内地兄弟省市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援助西藏，为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民生改善、局势稳定、边防巩固等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必须树牢“两个离不开”思想。“两个离不开”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一民族团结思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1981年7月提出的，强调汉族干部离开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处理不好，少数民族干部离开汉族干部工作也处理不好，二者要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共同进步。在生活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谁也开不开谁，合则双赢、分则双败，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藏“一无所有”，一没有群众基础，二没有组织建设，三没有物质条件，有的只是重重困难和阻扰。作为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线指挥者，邓小平为西藏工委确定了三个指导方针：解放军进入西藏，以统战为主；以贯彻《十七条协议》为主；统战工作以上层为主，必须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三个指导方针”为特殊时期推动中心工作指明了方向。

《十条公约》第9条指出，过去亲英美及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原来关系，不继续破坏，均“各按旧职，不究既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立场，反帝爱国是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前提下，要凝心聚力画出民族团结进步最大同心圆，共同推动西藏解放事业。

1990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两个离不开”基础上提出“三个离不开”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同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历届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中华民族大团结对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

最后，必须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力量。邓小平重视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并对“建设怎样的民族干部队伍，怎样建设民族干部队伍”等问题做了深入思考。

一是民族干部要有家国情怀。1952年7月，针对西南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邓小平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邓小平将“爱国情感”“群众工作能力”作为民族干部的核心素养。

二是民族干部对群众要有真情实感。196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培养民族干部，这就是走群众路线。”这一论述表明，能够代表民族群众利益、深得群众支持和信任的民族干部，才能加强党和民族群众的联系，确保党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更加符合民族群众的实际需求，更好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民族干部要有真才实学。邓小平指出：“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拔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同时，针对民族干部文化知识水平低的问题，他强调民族干部要知识化。1980年，邓小平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指出：“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78年10月，中组部下发《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指出要建设一支具备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密切联系群众，有革命事业心、责任感和业务能力的民族干部队伍。1981年7月，中央办公厅印发《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提出要“大力培养一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民族群众，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业务工作能力的民族干部队伍”。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提出：“要非常爱护、关心和继续培养提高这批民族干部，特别是要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和专业知识水平”，继续培训提拔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中青年干部，做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西藏在选拔使用干部时，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把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最基本内容，综合考察干部的政治立场、思想品质和业务水平，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民族干部为推动新时期西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大胆提拔、放手使用民族干部。民族干部问题是第一次、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的重点。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和等待”，“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逐步做到自治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对他们要大胆提拔，放手使用，热情帮助，具体指导，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充分发挥作用”。革开放不久，中央领导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新情况，就是大批藏族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新问题，就是让他们多挑担子”，“把担子多给他们（藏族干部）挑，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汉族干部）挑得好”。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提出，“认真培训民族干部，提高思想、工作水平”。可见，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民族干部作为新时期做好西藏工作、推动民族团结的关键力量。

三、邓小平《十条公约》民族团结思想的现实启示

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十条公约》虽然只是其民族团结思想的雏形和缩影，但其中关于民族团结与特殊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民族团结战略意义、制度保障、物质力量、民族干部等关键因素的深入思考，对今天党的民族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增强民族团结，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

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主要法宝，就是始终坚持党的团结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

从“四项方针”到“十条公约”，再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西藏实际在思想共识前提下团结一致的实践成果。1950年1月7日，南征北战的十八军本已接管川南的任务，为了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十八军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受领新任务！”邓小平在见到张国华等十八军领导时，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谈话全凭党性。”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什么是党性？坚决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坚定执行党的决定就是党性。而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首先必须团结统一，才能达成思想共识。1956年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可见，党的团结统一对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性。

西藏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把握党的团结统一重要思想，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保证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通过学习先进的理论知识，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廓清现实生活中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的认识误区。在西藏尤其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握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决与十四世达赖及达赖集团分裂破坏行径做坚决斗争。结合工作实际，用自身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同时本着“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学中干、干中学，学以致用，以用促学，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提高实践能力，扩大发展优势。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以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有高度的思想自觉。思想自觉不是表态发言，而是在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1950年初，为了解放西藏，张国华听党指挥不讲条件，完成党的使命不惜代价，这就是共产党人高度的自觉。共产党人的自觉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锤炼党性意志。钟扬教授不为名利，只为充实祖国种子库，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濒危情况未雨绸缪，抛妻别子独进藏，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在西藏野外进行了十多年的野生植物资源收集工作。“青稞王子”尼玛扎西，将青稞增产、农牧民增收作为人生最大幸福，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户家里，终日卷着裤腿，不知疲惫奔波在西藏的每一个田间地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们用心感悟党性、用情滋养党性、在奋斗中锤炼党性，用模范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定的党性新篇章。三要有严明的纪律规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任务和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重大命题，强调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强党紧密结合起来，严格党的纪律和规矩。他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必须严守党的六大纪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的治藏方略和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加强党的反分裂斗争纪律宣传教育，站稳人民立场，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切实做到“四个服从”，牢记“五个必须”，杜绝“七个有之”，树牢规矩意识，按规矩办事，按政策办事，不越权，不超位，勇于承担责任，不越红线不触底线，不碰高压线。严明党的廉洁纪律，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管住手、管好嘴、管严腿、管紧人，决不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不断为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以老西藏精神塑造新时代艰苦奋斗、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新时代“老西藏”新形象。严明党的群众纪律，坚持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待群众，热心服务群众，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在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严明党的工作纪律，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主动作为，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决不做“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难点低头走”装聋作哑之人。能担当善作为，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立足岗位职责，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负责作出应有的贡献。严明党的生活纪律，慎独慎微、防微杜渐、严以修身、正心明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低级趣味及有悖于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序良俗等行为，以自身良好道德形象维护好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二）西藏民族干部要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的表率

民族干部不仅仅代表或服务于某一具体民族，而是西藏364.81万各族人民群众。民族团结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民族干部一定要立标杆、做表率、当好排头兵。一要深刻领悟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握新时代民族问题的规律特征，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根本指针。二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用党的民族理论武装头脑，努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良好氛围。三要立足本职岗位，模范践行党的民族政策，有形有感有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自觉当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践行者、促进者、守护者。四是积极参与、努力推进西藏民族团结“四大工程”“六项行动”，高举民族团结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增强“五个认同”，坚决与各种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最后，要做好西藏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实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好西藏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故事，使西藏各民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促进西藏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三）认真贯彻执行好党和国家给予西藏的各项政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民族团结进步是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的立足点和关键点，高质量发展是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安全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民族地区的发展一靠自力更生，二靠国家的支持援助，三“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用得好是资源、用不好是锁链。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国家立足西藏实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援助，同时还给予了系列政策帮扶，有力推动了西藏的全面发展。新时代加强民族团结进步，要进一步用活用好中央政策，把政策的“含金量”变成发展的“生产力”。

一要实现本土人才和外地人才“两手抓”。在民族团结工作中，让懂民族工作、爱民族工作的人从事民族工作。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优化环境为保障，以激发活力为重点，畅通人才发展渠道，引得进、留得住、育得强，关键要用得好。有了人才不用、乱用、滥用，不但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更与党的二十大精神背道而驰。在关心外来引进人才的同时，也要关爱西藏本土人才，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顾此失彼。搞好外来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团结工作，实现本土人才和外地人才“两手抓”，使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为西藏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二要落实好党和国家给予西藏干部职工的关心关爱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关心爱护西藏干部职工，落实好工资收入、住房、就医、子女入学、退休安置等政策，重视干部职工健康保障工作，解决好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努力下，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三感”不断增强。如医疗保障惠民生，2021年7月31日24时起，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在西藏全面上线，西藏参保人员实现在区内、区外所有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就医直接结算。另外如子女入学、干部能力提升等也得到很好解决。总之，西藏干部职工安心工作，树立西藏工作的无上自豪感和幸福感，一方面源于个体品行修养，另一方面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政策鼓励。最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树立新时代民族团结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观以国家统一为根本目的，以党的统一领导为核心，以民族发展为战略目标，要求在政治上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制度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经济上坚持推动民族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思想上高度重视发挥民族团结的主观能动性。在民族团结工作中，应结合时代及区域、部门特色等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的西藏表达形式，通过“有感”的对策举措，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凝聚价值共识，化解矛盾冲突，汇聚磅礴力量，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四）充分发挥《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的制度效能，促进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法治化、制度化

民族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民族团结进步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通过制度建设不断推进西藏民族团结进步，是实现边疆优良治理的必然选择。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不断发展完善具体制度，发挥制度效能，是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2020年1月11日，西藏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020年5月1日，正式施行。该《条例》的颁布实施，开启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征程。充分发挥《条例》效能，结合单位部门实际，不断具化、细化《条例》内容，在实践中有形有感有效推动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当前和今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是不断挖掘西藏各民族尤其是藏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积极因素，并加以抽象提炼融入现代规则之中，增强《条例》的民族认同感。二是赓续中华文脉，有效推动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彰显《条例》平等、公正等的价值关怀，呼应西藏各民族稳定的心理预期和共同价值理念，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后，充分发挥《条例》整合社会、协调利益的制度功能。以利益关系的均衡和利益秩序的稳定为主要方向，紧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全面深入推进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巩固和发展西藏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西藏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总之，《十条公约》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西藏实际相结合，立足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基本原则，从民族团结战略意义、制度保障、社会发展等方面彰显了西藏和平解放特殊时期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价值内涵，是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伟大杰作和突出贡献。其高瞻远瞩的民族团结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