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林枫与刘少奇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根据形势的需要，1936年3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指派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担任刘少奇秘书，全力协助刘少奇扭转华北局面。他们把广大的学生团结到抗日救国运动的行列中，并且发展了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统战关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一二•九运动继续深入发展。

林枫任北方局秘书长，协助刘少奇纠正“左”倾错误，排除右倾干扰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万分恐慌。1936年2月，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明文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军警可以逮捕甚至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钳制救亡言论。一时间，平津地区进入白色恐怖和高压状态，抗日救亡民主运动走入了低潮。1936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调林枫任天津市委书记。3月底，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到达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任北方局秘书长、刘少奇的秘书。此后，他全力协助刘少奇扭转华北局面，保持一二•九运动的巩固和继续深入发展。

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华北的形势、北方局的工作和救亡运动的状况。他看到这里的党组织仍然存在“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这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他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而北方局的林枫、彭真、徐冰，北平市委的李葆华、黄敬，则表示坚决支持。刘少奇针对北平学生“三三一”抬棺游行事件，4月5日，发表给北平党的同志一封信《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认为“三三一”事件“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地损害。”在白色恐怖、学运暂时处于低潮时，这次行动严重地脱离群众，“使许多抗日的同情你们的可能和你们合作的分子离开你们，甚至离开学校，把其他许多中立甚至同情分子（如蒋梦麟）推到了反对的营垒，这就给法西斯分子分裂学生爱国阵线一个最好的机会。”给敌人以加紧进攻爱国运动的口实，使学联的活动更加困难。他要求大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懂得在白区工作中积蓄力量、保存骨干、团结群众、壮大队伍的重要性。4月10日，他在《火线》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后又发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提纲》。系统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阐述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西安事变时，党内外部分人倾向“杀蒋”，林枫及时汇报了情况，协助刘少奇讲解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刘少奇说，要懂得党中央的策略性。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对党外人士的要求和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一样。共产党人是要无私，无私才能彻底理解马列主义，才能正确应用它，群众“左”了，需要我们正确引导；领导“左”了，损失就大了。所以，群众“左”，你做领导的不要“左”。按照这些意见，林枫和平津党组织的同志说服各方人士，使他们理解了党的方针，拥护党的主张，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国民党操纵下成立的所谓“新学联”，制造学运分裂，破坏救亡运动。在北平党内以徐芸书为代表，提出了“无条件统一”等右的口号。民先队中的蒋弗华主张走“第三条道路”。针对学运中出现的这股逆流，刘少奇先后撰写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论左派》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与可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共产党必须把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保持独立性。并指出在学生运动中，必须发展进步力量，注意争取广大中间群众，孤立右派势力，要加强青年学生与工农的结合。对徐芸书采取了开除出党的组织处理。

林枫在以往学运中，对“立三路线”的危害、“左”倾的错误就有深刻警醒，在北平时，就要姚依林保留学籍，处理好救国与读书的关系。在协助刘少奇纠正“左”倾错误，排除右倾干扰过程中，从思想、理论上更加深了理解，对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决心。

在刘少奇领导下，组织“五二八”、“六一三”大示威，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抗日

1936年5月，日寇向华北增兵，华北局势骤变。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同林枫和天津市委张秀岩等商议，决定发动一次大示威游行，以打击日寇气焰，促进29军积极抗战，广泛争取各种力量，推进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深入发展。为此，天津市委在西郊陵园开会，林枫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之后指出：日本无限制的侵略行径，引起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为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行，推动平津当局向抗日转化，决定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抗日高潮下也会同情。林枫在会上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示威游行要增加“拥护二十九军将士参加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及“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的口号。会后，天津市委马上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校党组织和各界救国会，并做了深入地动员和周密的准备工作。

5月28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游行大军，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到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门前示威。游行队伍出发时有几千人，沿途工人、市民和农民踊跃参加，迅速增至一万多人。示威群众情绪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学生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那天早上有一千多名学生包围了天津市政府，派代表递送文件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当天下午，爱国学生又在华日交接地方举行群众大会，呼吁全国人民抵抗侵略。学生游行示威时，天津军警未加阻挠，采取监视态度，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进一步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动员了国民党军，震撼了日本侵略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激发了宋哲元和29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迫使《华北防共协定》未付实行，29军停止撤往河北南部。

林枫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帮助天津市委总结了这次政治行动的成功经验。他还专程前往北平，将这次示威游行中执行统战政策的具体做法和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向北平市委作了报告，传达了刘少奇对学生运动的新指示。北平市委立即将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向北平市学生救国会和各校的党组织作了传达。6月13日，北平学生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喊出了贯彻统战精神的“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等口号。这次示威虽然遭到军警驱逐，但很多军警不再像过去那样毒打学生。有些29军的士兵，接到学联的通知，穿上便服参加示威游行。北平东城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八千余人，沿途许多商人、车夫、工人相继参加，一路高呼口号，“情绪的热烈，为一二•九以来所未见”。游行队伍进抵北池子时，遇到一队29军士兵，游行群众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士兵极为感动，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平津这两次以学生为主的大示威反响强烈，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响应，使一二•九运动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由低潮又转向新的高潮。两次游行大示威所以获得成功，是坚决贯彻党的统战新政策的结果。刘少奇后来曾将北平“三三一”抬棺游行同这两次游行实行的策略加以比较说“当时（指三三一）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的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建立全国学界、各界救国会，统一青年组织，联络指导“南京谈判”，巩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一二•九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也影响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中共北方局经请示中央的批准，派出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的周小舟为代表，北平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吕振羽为联络员，前往南京谈判。1935年11月底吕振羽前往南京，开始与国民党代表接触。1936年初周小舟前往南京，开始正式谈判。从那时到同年8月，周小舟曾四进南京（吕振羽长驻南京）。北方局决定从这年3月起由陈酋生（王世英）与吕振羽直接联系。刘少奇到达天津后，林枫经常代表刘少奇听取王世英关于周小舟、吕振羽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的汇报，转送有关谈判的文件、材料，传达刘少奇的指示。这次谈判历时九个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次谈判。这个时期在南京的谈判是成功的，它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林枫还代表刘少奇积极联系华北各界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华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爱国组织，联合新闻界爱国人士通过报刊宣传党的主张。这些工作都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发展的社会基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平津学联发起组建全国学联活动。林枫在北方局和刘少奇的领导下，积极组织指导建立全国学界、各界抗日救国会。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胡乔木回忆：“一二•九”以后，北平学生和上海学生来往很多。上海派人到北平，北平派人到上海，“主要是通过林枫，他在一九三二年和我在北平相识。”北平最早派到上海去找胡乔木联系的是韦毓梅等三人；第二批到上海的是董毓华、刘江陵和陆璀等。“刘江陵当时已是党员，他的任务是筹备全国学联。他们有林枫亲自写的介绍信。”第三批是黄敬，“他的任务是组织全国救国联合会，也是林枫介绍来的。”黄敬到上海后，在江苏省委王翰和胡乔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胡乔木、吴砚农、刘江陵、张慧民五人组成的小组，由黄敬任组长，负责筹建全国学联及全国救国会的工作。1936年5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加强了对全国各地学联的统一领导，加强了与各界救国会及世界学联的联系，更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更大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形成。

七七事变前三个月，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北方局迁至北平。4月底，刘少奇、彭真等去延安开会，林枫继续坚守在全面抗战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