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与他的藏族阿爸一家

“阿爸！阿爸！”儿子在我怀中，手抓脚蹬奋力挣扎，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旦增夫妇泪流满面，一次次扑向车门，呼喊着孩子名字。他们追车奔跑的身影，成了四十年前离开西藏时，我最刻骨铭心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1971年，我离开河南老家，踏上了去往西藏之路。从此，我的青春在高原绽放，在那里度过了14个春秋。在这美好的岁月里，我有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成为一名新西藏的建设者，而且结婚成了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与藏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情谊，如同高原的雪山般厚重而绵长。

1977年，我的儿子出生了，幼小的孩子适应不了高原气候，我只好把他寄养在内地母亲家里。1981年，我把儿子带回西藏。刚到西藏时，由于高原缺氧、水土不服，他呼吸困难，经常腹泻不止，变得面黄肌瘦，身体纤弱。我当时工作忙，又常常下乡，只好把他送进了县托儿所。从此，我的儿子与他的藏族阿爸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托儿所的阿姨次旦撒姆，与她在仁布县政府担任会计的丈夫旦增，还有他们可爱的女儿德吉桑姆，他们一家待人热忱，淳朴善良，像高原上的格桑花，总把温暖传递给身边人，是有名的好人家。

每天早饭后，我把儿子送到次旦撒姆那里，她便用那条用彩色氆氇编织的、绣着细密的吉祥结图案的藏式背带，将孩子稳稳背起，带到三、四千米外的县托儿所去。就这样，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烈日严寒，从春到夏，从夏到冬，她都背着我的孩子往返于这条路上。几年间，背带坏了再换，不知换了多少条！

从托儿所回来后，儿子总会被次旦撒姆先带回她家。“我的小宝贝回来了！”旦增阿爸高兴地迎上去，把他高高举起，再轻轻地放在自己左腿上。旦增从小因得小儿麻痹症，右腿不能弯曲，无论走路和坐着，都是一条腿直着。“从前有个聪明的小猴子，在雪山里找到了宝……”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姐姐德吉桑姆给他买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和玩具，塞满他的小手。次旦撒姆阿妈更是耐心地，一口一口喂他喝香甜的酥油茶。在这个家，儿子成了被捧在手心里的宝贝：阿爸的腿是他的舒适“座椅”，阿妈怀里是他温暖的“港湾”，姐姐的书包里永远藏着给他的惊喜。没过多久，孩子就吃得像熊猫一样圆滚滚的，脸上也有了高原上特有的红晕。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我们去接他时，他要么躲藏起来，要么就抱着旦增阿爸的腿哭着不走。旦增夫妇总是笑着挽留：“孩子在这里好着呢，就让他在这里住下吧。”见他们视如己出，也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我便放心将孩子托付给了这个充满爱的家庭。

孩子是联结两家的纽带，长期的互相交往，我们和旦增一家也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串门、聊天、吃饭。当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时，旦增总说：“孩子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他是我们的开心果，我们很高兴。”

1983年，我因病需要住院治疗。我走了，儿子怎么办？旦增夫妇得知后，握住我的手说：“小张啦，治病要紧，孩子就放我们这里，会照顾好的，你就放心吧。”看着他们慈祥的面容，听着这沉甸甸的承诺，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我住院的半年时间内，旦增和妻子次旦撒姆一道，带着我的儿子，两次从仁布县翻山越岭到医院来看我。从仁布县到日喀则市，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乘卡车需要颠簸六七个小时。当旦增迈着那条不方便的腿，将儿子送到我面前时，我又惊喜又感动。旦增说：“知道你很想念儿子，我们就把他带来让你看看。”“我的好朋友，真是辛苦你们了！谢谢！谢谢！”我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泪水直流。

1984年，我因身体原因被批准内调。当我拿到内调通知时，心里愁肠百结。我知道，这意味着，我要永远离开生活了十四年的高原，离开那些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藏族同胞，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涌上心头。临行时，车前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同事和老乡，阿家央宗捧着青稞酒，为我倒了一杯又一杯，副县长琼珍为我献上了洁白的哈达，我们含泪相拥依依惜别。

旦增一家也到车前相送，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心碎的一幕。车在那凝重的气氛中缓缓开动了，我隔窗后望，旦增正迈着那条伤腿，艰难地、趔趄着追在车后，次旦撒姆的头巾被风吹走，露出了散乱的头发，德吉桑姆一手搀着阿爸，一手牵着阿妈，使劲地往后拽着他们，满眼是泪水和不舍。我紧抱着哭闹的孩子，自己也泪如雨下。我深深地理解：这几年来，他们对儿子视如己出，现在突然离开，这份离别，该是何等锥心？

回到内地后，我开始了新的工作，儿子也在慢慢长大。我时常想念西藏的领导、同事，更想念旦增他们一家，也曾试图与他们取得联系。但那时交通不便，也没有现代通讯设备，联络困难，一封封书信如石沉大海，以至失去了联系。

2006年，火车开到了西藏，儿子也已参加了工作，他想念远方的旦增阿爸，几次和我们商量，上西藏去找他的旦增阿爸，我们都很支持。经多方打听，终于有了旦增夫妇的消息，却是噩耗：“旦增两口子已逝世多年”。如晴天霹雳，让我们悲痛不已。认亲的计划落空了，再见亲人一面的机会没有了，我们陷入深深的自责、惋惜和愧疚中。

格桑花谢了又开，雅鲁藏布江水奔流不息。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忆起高原岁月，我总会被许许多多藏族同胞的真挚所打动。尤其，忘不了旦增一家对我们的深情厚意。他们把我的儿子视如己出，将身弱多病的幼子抚养成健康活泼的孩子。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逝，这份跨越民族的情谊，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