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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创安、主动创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与具体实践

发布时间:2026-11-18 作者:姚宇 来源:西藏日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贯彻落实这条工作主线,关键在于如何使相关理论与法律要求嵌入民族地区日常治理的实际运转。近期,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突出安全治理的主动建构,使风险前置化解、基层矛盾调处、宗教事务法治化等治理实践成为共同体意识再生产的构成性环节。在此意义上,稳定局面的创建构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应有之义,“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划定不可逾越法治边界,二者共同构成共同体建设在边疆民族地区落地的基本工作形态。

新时代民族工作理论转型的实践接榫

从“民族团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我们党的民族工作理论的更新绝非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工作逻辑的深层转换。民族团结侧重于民族关系密切、和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要求在这种关系基础上进一步生成“一体性”的政治认同与命运共感。前者回答“各民族是否和睦相处”,后者还要回答“我们是谁”这一认同建构问题;前者的重心在“多元之间的和睦”,后者的重心在“一体之内的凝聚”。

这一转型在理论要求上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变化。其一,工作目标从“不出事”转向“增认同”,各项工作的实效要落地于是否实际增强了“五个认同”和“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其二,工作重心转向“共同性增进”。在承认多元的基础上,民族工作更加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其三,工作方式从“事后应对”转向“常态建构”。共同体意识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教育活动塑造完成,而需要在治理的日常运转中持续生成,其检验标准应当是群众获得感、认同感、自豪感的真实增强。

民族理论转型在工作层面的实践接榫是什么?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一个课题。在西藏这样的反分裂斗争前沿和宗教事务治理重点区域,安全治理能否从“维持秩序的外在工具”转化为“建构共同体的内在实践”,直接关系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否避免口号化、形式化。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的“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理论分析价值。其要义不在于一般性地强调“提前预防风险”,而在于将安全治理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之下,使每一次风险的前置化解、每一次矛盾的基层调处,都同时成为共同体纽带的编织或修复。

深刻把握安全治理工作中“主动”的理论意涵

以前部分关于维稳工作的理论逻辑倾向于把安全视为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条件”:先有稳定,再谈民族团结和共同体建设。在这一逻辑中,安全治理是外在于共同体建设的技术性手段,其功能是为后者“保驾护航”。然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要求的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在共同经历和共同应对中沉淀下来的关系性事实,而不是单纯通过宣讲就能“给予”的观念。如果安全治理始终停留在“出问题—应对—平息”的被动循环中,它就难以成为认同生成的土壤,而只能是事后划定的边界。

“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的理论意义,正在于它试图打破这一外部性定位。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中,“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被明确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之下: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被置于同一工作链条之中。这意味着安全治理操作与共同体建设目标之间,不是“先稳定、后建设”的先后关系,而是以连续动作铺陈直下的内在关系。“主线”通过具体的实践操作来显现自身,实践操作则构成了主线的存在方式。

这一转化的理论要害在于:当“主动创安”把风险化解做在矛盾生成之前、把法治化治理落实到宗教事务和基层日常之中,它实际上是在持续生产一种“共同体在规则的统一适用中在场”的切身经验。反对分裂的斗争、宗教事务的法治化、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每一次具体的治理实践都在无声地界定共同体的边界、确认成员资格的平等性、巩固“五个认同”中最具操作性的制度基础。安全治理由此从“为共同体建设保驾护航”的外部工具,转化为共同体建设本身的存在方式。

进一步看,“主动”还包含一种时间性意涵。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需要在代际更替和日常再生产中持续巩固。“主动创稳”所要求的常态化会商研判、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恰恰提供了一种将共同体建构嵌入治理日常节奏的工作形态。它不是在“出问题—应对—平息”的循环中被动运行,而是以常态化的治理实践持续积累共同体认同的社会资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动”不是简单的“提前预防”,而是使安全治理成为共同体建设的构成性实践。

“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有之义

“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能否被表述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应有之义?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对“应有之义”的强度作出界定:它并不意味着“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部内容,而是指在西藏这一特定场域中,安全治理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可省略的构成性环节与底线前提。

从理论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逻辑可以用“国家建设—政治认同—政治社会化—政治安全”的框架来把握。在这一框架中,政治安全被定位为“底线要求”,通过风险防范与韧性建设为认同建构划定边界。这意味着,共同体建设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工程,它始终需要安全治理为其提供存续和展开的条件。新时代边疆治理的要求也反复呈现同一个逻辑结构:只有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底线要求,才能确保边疆地区长治久安。安全在这里不是共同体建设完成之后才去“保障”的内容,而是共同体建设得以启动和持续推进的先决条件。

从历史本体论层面看,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安全、稳定的社会局面,始终是各族人民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凝聚的强大内生动力”。安全稳定内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过程,而不是近代以来才被“附加”上去的治理任务。这为“应有之义”提供了更深层的支撑:安全治理不是外在于共同体传统的现代治理技术,而是共同体凝聚力的历史构成要素在当代的实践延续。

然而,理论上证成“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是在“底线构成”和“实践转化”两个意义上开展的。它构成共同体建设的底线前提,并通过日常治理将这一底线转化为认同生成的实际过程。但它不是共同体建设的“全部内容”,不能替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认同建构、经济社会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建设任务。但是,在西藏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如果缺少一个将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提升为主动建构的实践形态,政治安全这条底线就只能是事后划定的边界,而无法成为认同生成的土壤。“主动”的深层理论意涵正在于此:它使安全从共同体建设的外部条件转化为内部环节。

“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是落实“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要求的前提

“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之间,构成一种“底线守护”与“方向引领”的互补关系。

一方面,主动创安为“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划定不可逾越的边界。西藏自治区党委一再明确指出,要坚决反对和抵制以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名义削弱和危害共同性的观点和做法。这意味着差异性有两条不可触碰的边界:其一,差异性不能演变为对共同体政治认同的消解;其二,差异性不能成为规避统一法治规则的理由。主动创安恰恰在治理实践中为这两条边界提供可操作的守护机制,使“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不至于在实践中滑向对危害共同性行为的无原则纵容。

另一方面,主动创稳为“增进共同性”清扫结构性障碍。“增进共同性”的核心指向,是不断强化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使共同体意识从观念层面沉淀为稳定的认同结构。旗帜鲜明反对分裂、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深化“三个意识”教育,这些主动创稳的具体操作,就是在清除那些试图瓦解共同性根基的力量。如果分裂渗透的空间不被压缩、法治化的治理框架不被确立,“增进共同性”就始终面临一个持续泄压的结构性环境。主动创稳的“主动”之处在于:它不是在共同性受损之后再行补救,而是将安全治理前置为共同性生长的环境营造工程。

从更根本的层面看,“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回应了这对辩证关系在实践层面的关键需求:共同性的增进需要稳定的制度环境来持续积累,差异性的包容需要清晰的规则边界来防止失控。共同性与差异性“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但这种依存关系在治理实践中不会自动维持平衡,它需要一种持续在场的机制来防止天平向任何一端过度倾斜。主动创稳通过将安全治理嵌入日常,实际上为这对关系的动态平衡提供了一个常态化的校准机制:每一次对分裂渗透的主动防范,都是在加固共同性的政治基底;每一次对法治化治理的推进,都是在为差异性的合法存在划定清晰而可预期的边界。方向由“增进共同性”来引领,边界由“主动创安”来守护,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准则。

强调从“民族团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转型,核心目的不是否定前一阶段工作的成效,而在于申明民族工作逻辑的深层转换:从民族关系维护转向一体建构的新任务,从“不出事”转向“增认同”的新要求,从差异性尊重转向共同性增进的工作内涵的提升,对民族工作领域提出从事后应对转向常态建构。这一转型最关键的实践难题,是如何让“铸牢”浸润进民族地区治理的毛细血管之中。

“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的理论价值,正在于它把安全治理从“维持秩序的工具”定位为“建构共同体的实践”。它回应了理论转型对工作层面实践接榫的迫切需求:通过基层治理前移,使共同体建构落到日常场景;通过法治化治理,为“共同性”提供制度锚点;通过“主动”的时间性,使共同体建构嵌入治理的日常节奏。在西藏,它是底线构成和实践转化意义上的应有之义,它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构成方向引领与底线守护的互补关系,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地运转。西藏自治区党委在工作层面开展的各类“主动”要求,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真正落地的具体实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