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民族英雄。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也是他所领导创建的新中国第74个年头，在他身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第45年。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入下一个十年。当年，毛泽东开始了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如今，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的接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抚今追昔，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为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凤凰涅槃”式的曲折探索，要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会经历更长的艰难探索，甚至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毛泽东的探索，可以分为成功的方面和不成功的方面。成功的方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不成功的方面，从反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领导人民军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党和人民长期浴血奋战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统一、各族人民大团结的胜利实现，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建立和巩固人民的国家政权，这是人民的命根子，也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前提。

在新中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对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个制度基础，首先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讨论政协常委会的建议。毛泽东作总结时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会议一致通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赴杭州开始工作。1954年3月1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3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6月14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一致通过《宪法草案》、《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在公布《宪法草案》3个月时间里，全国有1.5亿人参加讨论，占全国人口1／4，提出118万条意见和补充。直至1954年9月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1197名代表讨论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

这个制度基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它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制度，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的有效方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能够充分地、广泛地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中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少数民族的参政权，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这个制度基础，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是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党领导人民在继续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有步骤地开展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统一管理国家财政经济，调整工商业，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条件得到初步改善。在此基础上，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国家引导，把个体农民、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通过国家资本等多种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定息方式对资本家生产资料进行和平赎买，把对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互相促进、最后彻底完成双重改造。马克思、列宁关于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及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设想，第一次在中国成为现实。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伟大创举。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这个制度基础，还包括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关乎中华文明复兴的大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方面不断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从根本上彻底摧毁旧文化、旧观念；另一方面又开启建设新文化、树立新思想新观念的征程，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党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文化的方针，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头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基础。但是由于出现了“左”倾错误，也造成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挫折和混乱，留下值得反思的深刻教训。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成果，来之不易。

（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混乱之际，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科学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开启了“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运动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之年，也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之年。在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深思考。这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风潮面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为其所动，而是旗帜鲜明地顶住了这股潮流，澄清了是非，稳住了阵脚，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教训，并且以此为鉴戒，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一是深刻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表现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并且提出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错误的基本原则，顶住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

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毛泽东看出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危害，指出：“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正因为如此，1956年4月和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历史文献，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思潮。

二是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并且提出对于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反复强调：“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毛泽东及时提出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现象发生。他提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些思想，在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和发挥。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中得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要“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

毛泽东还根据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献，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困境的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且开启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这一历史性贡献，深深地镌刻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深深地镌刻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

（三）率先开启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并先后发表了两篇划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

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苏联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苏联的失误教训，需要中国记取避免。正因为如此，在主持形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文献，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率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开端。他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成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要注重远景规划的思想。在他主持和支持下，先后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对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篇代表作。如果说，《论十大关系》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常遇到的基本关系，这篇著作则将关注点进一步集中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突出矛盾上，因而更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方面，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规律的探索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破天荒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说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贡献，至少有以下六点。

一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状况，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学说，为新中国国体及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也是以此为根据概括提出的。

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质特征和影响全局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社会矛盾），进而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一学说的创立，不仅为正确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统筹兼顾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是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深入分析了最具代表性的一组矛盾，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四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五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六是从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统筹兼顾思想。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理论和方针，毛泽东充满了自信：“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四）在认真纠正和反思“大跃进”错误中继续探索，阐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

毛泽东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预想不到的是，随后的探索道路并不平坦，而且犯错误的主导者是毛泽东本人。经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头脑渐渐冷静下来，在纠“左”的实践中开始了新的理论反思。

从1959年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在反思探索中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主要有：

一是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提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论断。在经过了超越发展阶段带来的“共产风”之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二是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经过了取消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带来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提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三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在经历了否定综合平衡规律带来的严重比例失调之后，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他还指出：“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四是论述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经历了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普遍不敢讲真话之后，毛泽东指出：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五是重申深入调查研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经历了唯意志论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还表示：“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他还在审阅一篇文章时概括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时代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六是从认识论上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问题，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经历了从头脑发热到逐渐冷静下来之后，毛泽东反思走过的弯路，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他还指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

毛泽东在反思探索中，深感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事非经过不知难。和以前的理论成果不同的是，上述认识都是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之后，在尝到了违背经济规律造成的苦果之后，痛定思过得到的，来之不易。

有人说毛泽东只懂革命、战争，不懂经济建设，还列举出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例证，是所谓毛泽东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事实胜于雄辩。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研读过《资本论》。毛泽东在1941年9月13日《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就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多次读过《资本论》。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向与会者印发《资本论》第3卷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并且亲自拟了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同聂荣臻的谈话里还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时至今日，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遗物馆里，还展示着毛泽东批阅过的马克思《资本论》，成为历史的见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但认真研究过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在初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设想。

（五）在初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设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立即提出“现代化”的目标，当时的提法叫“工业化”。当时的设想是，“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1955年，又提出准备用5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到了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比较早地提到“现代化”目标的一次讲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一提法，已经非常接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明党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表明，“大跃进”的教训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大跃进”中片面强调钢产量指标的教训表明，赶超发达国家，关键的问题还是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几项经济指标。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表示：“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指出：“过去农业和轻工业方面差一点，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我们准备用两三年时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则采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和规格的方针，把薄弱门类补齐。在人民方面，连续三年大跃进，现在要搞劳逸结合。采取这些措施，估计有两年最多三年的时间把农业、轻工业提上去，情况就会好转。好起来并不是说农业就可以过关，农业过关至少得有十年左右或更多一点时间。苏联搞了四十三年，农业还没有过关。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有这个问题，粮食、棉花、油料及其他农产品不够。”

按照原来的估计，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大概需要50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从50年推迟到100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10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句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部经验的总结。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创新上有三大突破。一是突破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框框，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二是突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重、轻、农为序的思想框框，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农、轻、重为序，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三是突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中心的思想框框，形成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独立自主地搞过国防、独立自主地搞尖端技术、独立自主地搞外交、独立自主地进行道路探索的思想。

总之，毛泽东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第一人。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成功地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正确评价晚年的错误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在42年之后重温这个论断，的确是公允之论。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三、崇高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就毛泽东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就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生涯来说，他的贡献也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破天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定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者。在他的领导下，开启了走自己的路、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创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化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彻底告别了“有边无防”的年代，给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以沉重打击，初步建设起现代国防工业，高科技领域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民解放军实现了从单一兵种到多军种、多兵种的历史性转变，为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经验。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非常中肯地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外交以打破西方封锁、为国内和平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突破口，发展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创外交新格局，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创造了必要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毛泽东是前无古人的中华民族英雄。在他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了东方和平与世界和平。正因为如此，新中国赢得了广大亚非拉美民族独立国家的尊重，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榜样。正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不懈的努力下，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无愧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奠基人，无愧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无愧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探索者。同样地，也无愧于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第一人。没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及其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发展及其重要成果，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为新中国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的独创性历史贡献，为新中国的创建和发展作出的独创性历史贡献，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筚路蓝缕的历史贡献，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远铭记于人心，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