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建平
来源：拉萨日报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守护国资安全是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和法定义务。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持续展开，国有企业法务工作已从单纯的“审合同、打官司”延伸为企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和风险防控的关键环节。法治建设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硬支撑”，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增值。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依法治企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对拉萨而言，国有企业承担着服务自治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业务覆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特色产业培育等多个领域，其中数字经济企业更处于产业培育、项目建设、合作拓展的活跃期，合同体量大、技术含量高、合规要求新，法务工作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实践中，部分企业对法务工作重视不足，合同签订把关不严、诉讼应对准备不充分、重大决策法律审视缺位等问题时有暴露，由此埋下的隐患和形成的“后遗症”，往往远超一时省下的管理成本。正视法务工作的价值，把法治要求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是拉萨国有企业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
从更深层次看，法务工作不仅是防风险的工具，更是促发展的保障。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提升国有企业依法治企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拉萨国有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传统业务与新业态并存，经营风险与法律风险交织，越是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越是参与市场竞争与合作，越需要法治保驾护航。
一、法务缺位的显性损失及隐性代价
国有资产因法务缺位而受损，路径并不单一。既有账面上看得见的赔偿、让利，更有合规外衣下不易察觉的隐性流失；越是新兴领域、越是复杂交易，流失的隐蔽性越强，追溯挽回的难度越大。而一旦损失既成事实，往往因时过境迁、证据散佚而难以追偿，最终只能由企业自行承担。
（一）合同条款失准埋下长期隐患
合同是经营行为的法律载体，条款的精度直接关系权益的边界。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同的技术属性更强、风险点更隐蔽：软件开发中知识产权归属约定不明，可能使企业付费却无法掌控核心成果，后续升级改造处处受制；系统集成中验收标准表述模糊，易在交付环节陷入被动；云服务、数据合作中对服务等级、数据权属、违约责任约定粗疏，一旦发生争议往往举证不能、索赔无据。即便在传统业务领域，违约责任不对等、管辖约定不利、结算条件模糊、担保范围失控等问题同样普遍存在，危害机理并无二致。用印审批与法务审查脱节、标准合同文本被业务部门私自修改却不备案等现象，也使本应固化的风险防线出现松动。
（二）诉讼准备不足放大败诉风险
诉讼是权益保护的最后防线，也是法务管理水平的集中检验。证据意识薄弱，关键往来以口头或即时通讯确认、变更不留书面签证、电子数据未及时固定，都会导致“有理说不清”；应收账款催收无书面记录，极易使诉讼时效届满，债权沦为“自然债务”；财产保全滞后、执行线索掌握不及时，则可能赢了判决却执行落空。外部律师选聘重关系轻专业、重结果轻过程，也会削弱应诉质效。更为关键的是，不少企业案件了结即归档，缺乏复盘机制，同类错误在不同项目反复出现，付出的学费难以转化为管理改进。
（三）法律视角审视缺位加剧决策风险
重大项目投资、对外合作、资产处置等“三重一大”事项，涉及金额大、法律关系复杂，本应经法律视角审慎评估。若尽职调查不充分、合作方资质与权属核查不到位、交易结构未经法律推演，决策合规风险便会直接转化为资产损失风险。投资并购中对标的技术尽调、知识产权权属、历史沿革核查不充分，合资合作中股权架构、退出机制设计不当，都可能埋下长期隐患。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还须评估技术路线、数据合规、知识产权等新型风险，法律审视缺位的代价更高，一旦决策失误，损失往往难以逆转。
（四）数据、担保等新兴领域风险与传统风险并存
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企业的核心资产，其确权、定价、入表、交易处处依赖法律规则护航；权属约定不清，积累的数据资源可能被合作方合法占有，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合规审查缺位还可能触及监管红线，甚至引发行政处罚。随着数据资产入表试点推进，数据资源的会计确认、计量与披露又带来新的法律合规命题；数据出境、数据共享中的规则适用一旦把握不准，新型业务随时可能踩线。对外担保则属传统风险高发区，未经法务评估的担保一旦触发代偿，损失往往直接、重大，且追偿困难。新兴领域风险与传统风险交织，对法务的覆盖广度和响应速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法务价值被低估的原因分析
法务工作的价值长期“隐形”、被低估，根源在于认知偏差与机制短板交织。法务投入不直接产生营收，其成效多体现为“没有发生的事”——没有签下的瑕疵合同、没有陷入的诉讼泥潭、没有遭受的行政处罚；在以收入利润论英雄的短期视角下，容易被当作增加流程、拖慢效率的“成本中心”。一份经法务把关的合同规避了多少风险、一次及时的时效提醒挽回了多少债权、一次合规整改避免了多少处罚，缺乏可衡量的指标，法务贡献因此“看不见、算不清”，干好干差在账面上看不出差别。考核机制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偏差——经营业绩考核重利润、轻风险，风险防控权重偏低，出了法律问题常以“经营纠纷”一笔带过，责任难以压实。在治理结构上，数字经济企业中技术话语相对强势，法律意见有时被当作“走流程”，法务与业务“两张皮”，审查流于形式；加之法务人员配备不足、专业能力跟不上业务发展，防线愈发薄弱。再从资源投入看，部分企业法务经费和人员编制长期偏低，法务部门人少事多、疲于应付，难以深入业务前端开展实质性审查，价值自然难以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法律法规更新加快、监管执法趋严，企业面临的合规要求日益复杂，法务若仍停留在被动应付，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三、让法务价值可见、责任可究、关口前移
改变法务“边缘化”的局面，关键在制度建设，推动法务工作从“事后救火”转向“事前防火”，从事务性服务转向治理性支撑，构建覆盖决策、经营、监督全链条的法务管理体系。既要解决“重业务轻法务”的认识问题，也要打通法务嵌入经营管理的制度通道。
（一）以量化评估使价值可见
建立法务价值量化评估模型，以“避免损失金额”“挽回损失金额”“合规整改效益”等为核心指标：对审查中否决、修改的重大风险条款逐项登记估值，对诉讼减损、执行回款单独核算，对合规整改避免的处罚风险专项评估。定期形成法务价值评估报告，用数据呈现法务贡献，扭转“法务等于花钱”的偏见，让“防患于未然”的功劳看得见、可比较。
（二）以考核硬约束使责任可究
将合同审查率、重大决策法律审核率、案件败诉率、制度合规率、整改到位率等纳入经营业绩考核，作为硬性指标，与薪酬、任免挂钩；对应审未审、违规决策造成国资损失的，倒查责任、严肃追责。同步建立法务工作年度报告制度，由法务部门向董事会专项报告年度法律风险状况与防控成效，推动法务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治理”，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三）以关口前移使风险可控
推行重大项目法律意见书制度，“三重一大”事项未经法务审查不得上会，赋予法务对重大决策的前置把关权，做到“决策先问法”；建立合同签订“法务必经”刚性机制，分级分类设定审查标准，杜绝“先盖章后补审”；法务人员全程参与重大项目谈判、尽职调查和交易结构设计，在交易形成之初即嵌入风险防控条款。把法律风险拦截在决策之前、化解于签约之始，远胜于事后补救。
（四）以专项管理护航新型资产
针对数字经济特点设立数据合规专项机制：数据合作、数据交易前必经法律合规评估，明确数据资产权属安排与使用边界；规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法律流程，跟踪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领域监管动态，建立数据合规风险清单；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的法务配套，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供规则支撑。确保企业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探索中不越线、不踩雷。
（五）以数字技术赋能法务升级
数字经济企业理应在法务数字化上先行一步。建设合同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实现签约、履约、变更、归档全程留痕；引入智能合同审查工具，提升风险条款识别的效率与一致性；整合工商、司法、失信等公开数据，建立法律风险预警机制，对交易对手动态画像、实时预警。推动法务数据与财务、审计、内控数据互联互通，构建企业级风险全景图。以数字技术为法务装上“千里眼”“顺风耳”，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控。
（六）以队伍建设夯实法务根基
法务工作的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法务队伍的能力。要配齐配强法务人员，避免一人管数家企业、疲于应付；推动法务人员向“法律＋业务”复合型转变，既懂法律也懂经营、懂技术；建立法务人员参与重大经营事项的常态化机制，提升其在业务一线的话语权；完善法务人员的培训、交流和晋升通道，建立法务与业务部门双向交流机制，让法务人员既坐得住案头、也走得进市场；将法治素养纳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量，培育“人人讲合规、事事依规矩”的法治文化，让法治意识从法务部门延伸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
法务不是“灭火器”，而是国有资产的安全锁；不是经营的“减速带”，而是发展的“护航舰”。投入一分法务成本，可能挽回十分国资损失；筑牢一道法务防线，胜过十场胜诉的官司。守好国资安全线，既是经济责任，更是政治责任。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的新阶段，拉萨国有企业应当把法务工作摆在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让法务人员坐上决策桌、让法律审查嵌入业务流程、让法治真正成为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竞争力，切实守好国有资产的安全底线，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作者单位：江苏省第十一批援藏干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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